2024年4月初，湖北评书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，中国评书、评话十大名家之一，武汉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，2021中国非遗年度人物，84岁的何祚欢老师做客武汉市档案馆——江岸区社区教育终身学习基地，为江岸市民带来了一场关于汉口往事——《大武汉戏码头》的讲座。

“老汉口依码头而兴，因商业繁荣而人口众多，逐渐在汉口形成了对文化不拘形式的消费。”“‘角’来了武汉就有好饭吃。”“对于老武汉市民来说，不管你角大角小，只要你好，我就捧你。”现场，何祚欢妙语连珠，各种掌故信手拈来，讲到兴起时还来上一段唱白，引得台下观众鼓掌叫好。

专程从百步亭社区赶来听讲座的75岁的黄展雄说：“何老师今天讲的内容，我亲身经历过，听完讲座，脑海里的记忆碎片一点点拼接起来，值得回味好久。”

江岸区社区教育学院组织百步亭社区、后湖街道相关社区和丹水池街道堤角社区100余老年居民参加了此次公开课讲座。

此次江岸区社区教育“享学江岸大讲堂”的成功开讲，得益于武汉市档案馆的鼎力支持。江岸区社区教育协同档案馆“兰台大讲堂”举办公开课，开启“享学江岸大讲堂”项目，合力为江岸居民学习服务，是江岸区推进全民终身学习的创新举措，是江岸区统筹辖区企事业单位教育资源建设终身学习基地，满足江岸百姓多样化学习需求的有效实践。江岸区将在今后的社区教育工作中，充分统筹包括武汉市档案馆在内的社区教育终身学习基地资源优势，协同举办好各类学习活动，务实推动江岸区社区教育全面、深入、特色发展。

[学习延伸]

何祚欢讲叙《大武汉戏码头》概要：

武汉，位于长江汉水交汇处，近代水运的兴盛造就了商业码头的繁荣，商业的繁荣推动了文化的繁荣，各路名角纷至沓来，武汉成了享誉全国的“戏曲大码头”。

“中国近代城市只有两个城市称大，一个是大上海，另一个就是大武汉！”

商业发达了，文化娱乐需求就出来了

汉口开埠以来，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，大武汉经济走到极度繁荣。

从明朝末年起，就修了一个后湖长堤，以保证汉正街的贸易不受水患侵扰。清代康熙年间，长堤变成一条街，即长堤街，以此街为中心，形成“五街并行”局面。全中国，包括上海都没有这么大的商业区。称老汉口为“国际大都会”一点不为过。

“大汉口，它的心胸大。货拖到汉口，不愁卖不出去，这才是武汉真正了不起的地方。”到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，武汉三镇经济社会都在快速发展。当时武汉航运经济发达，国内外100余家航运公司在长江武汉段展开厮杀，光水码头就有200多个，沿江搭建的仓储更是数不胜数。中山大道从五马路到一元路，约6华里的路上，足足开了18家外国银行，40多家国内银行。到1935年，武汉有120万没有户籍的人，九成是做生意的。

汉口码头上到处是人，有码头工人，有银行的、钱庄的，这就催生了餐饮、文化、娱乐各行各业的兴旺发展。“我们小时候看到汉水停船，汉口这一边，船只从岸边停到河中间，有的地方都快停到河对岸了。为什么？商业发达，船只都往这个地方凑，不到别的地方去。这样一来，人吃马喂，都在这一块。”

满足人吃马喂的行业发展到什么程度？何祚欢说，停在河中间的船员要吃饭，他翻上岸去吃，腿都要翻软了，都难得吃到一餐饭。怎么办？出现了卖饭的小划子，在大船之间钻，叫卖吃的。这就是汉口这个城市人口越来越密集之后，从前只吃两餐的，现在早上必须吃一餐，变成一日三餐。要不然上午的活干不动了。

作为一座商业城市，汉口过去是“九分商，一分民”，商业发达了，这个城市就丰富多彩了。张之洞时期开办的中小学堂也分布在汉口繁华地带，还有汉口各地商会、同乡会和洋人办的教育和文化机构。文化需求、娱乐需求出来了。其中商务接待，就刺激了吃饭、看戏、洗澡等行业发展，从而催生出一批戏院，并逐渐形成五级消费市场。

武汉戏码头，什么戏来了都叫座。当年顶级的是车站路人民剧院、民众乐园里的江夏剧场，能容纳1800、1900人。梅兰芳等四大名旦、四大须生来汉，都会去这些地方演出，票价约4块大洋，在当时够买半石米了，可依旧一票难求，场场爆满。

其次是清芬路美成戏院，前进四路楚风剧院，也能坐1000多人，票价稍低点，经常有楚剧名角驻场。第三等是天声、天仙和民众乐园内一众小场子领衔。1919年，民众乐园刚开张时，是名副其实的大杂烩，吃喝玩乐样样都有，后来瞅着戏曲这么火，投资方干脆关掉其他生意，全部改成剧场，一张通票看全场。

第四等是茶馆，当年一角八分钱看一场戏或听一场说书，1934年武汉有茶馆1060家，1935年发展到1700家。其中六成是有曲艺表演的，如木偶戏、大鼓、评书等。茶馆不卖票，只算茶钱，坐板凳给钱，不坐板凳不给钱。当时登记说书的艺人有200多个，还有没登记的，露天说书的。

第五等是街头艺人，他们往往盘踞在循礼门、居仁门货场、民生路码头、黄陂街和平里等人流密集地，在地上画条线就能演出。此外，还有走街串巷的盲艺人，他们两两结伴，边走边演奏京胡，随叫随停，谈好价格就唱。

“戏码头”的说法最先是梅兰芳提出来的。梅兰芳多次到武汉，武汉戏迷夹道欢迎、通宵排队购票。“观众的热情让他感觉，武汉的戏曲需求是可以与北京、上海相提并论的，是一座‘三鼎甲的大码头’。”

抗战让武汉戏曲艺人团结一心，投身到抗战曲目创作、演出中，纷纷慷慨解囊参加抗战献金。当年万人学一首抗战歌曲是常事，还组织歌咏游行，汉口江边举行过火把大游行，唱“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……”。

老武汉人对戏曲非常热爱，“什么戏来了都叫座”。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剧团格局，可见文化消费口味之杂的程度，京剧、汉剧、楚剧、豫剧、越剧、评剧、杂技、说唱、歌舞、话剧、儿艺、乐团，省市文艺演出团体多达20个，这在中国省会城市中绝无仅有。后来演员开始评级，武汉有“十大一级”，包括陈伯华、高百岁、陈鹤峰、高盛麟等。武汉是个移民城市，南来北往的人来此便落地生根。谦祥益、汪玉霞等老字号的创始人都不是武汉人，但他们都在这里落了户。外地人对自己的乡音有需求，造就了多种戏曲的繁荣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武汉特别爱护戏剧演员，对年轻演员也悉心培养，呵护有加。

何祚欢近年做武汉舞台艺术口述史，把这些故事都收入了《京剧舞台艺术口述史》《汉剧舞台艺术口述史》《楚剧往事》。他感慨，大武汉戏码头，经历了武汉商业变迁，也经历了时代沧桑巨变，对于武汉文艺界来说，锻炼成长了一批优秀艺人，繁荣了城市文化生活。